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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以为自己高人一等，而当父亲把书借给他，他满面笑意地抱在怀里，我当即悲哀而敏锐地预感到，我太过自信了，他和父亲是一类人，九岁的我无论如何也触碰不到他们。

母亲煮好了江上客带来的鸡蛋和挂面——除夕夜吃下的面条叫做“钱串”，大约是饭桌上的五人来年最需要的东西。每个人都很开心：那女人梳好了头发，显得很安静，只吃江上客夹到她碗里的东西；母亲在厨房跑进跑出，时不时端出一碟回锅的小菜或是刚煮好的汤；我一边听窗外此起彼伏的鞭炮声，一边拣出菜里的rou末；而父亲和江上客在谈我听不懂的东西——他们容光焕发，激动地挥舞双手，两局面黄肌瘦的皮囊里突然冒出了红润的脸色和饱满的精神——我从没见父亲笑得那么开心，那不是面对我时纵容又无奈的笑，不是面对母亲时忧郁伤感的笑，而是激赏和赞许、兴奋和昂扬。他眼里的笑意那么深，像高高涨起的潮水，把自己和江上客裹在里面，而我只能站在岸边，任浪头拍湿我的脚。

其实我心底也是快乐的。打记事起，这是我第一次与父母外的人一起过年——我从来没有见过祖父祖母外公外婆，照片也没有。我看得出来，江上客也有同样的感受，他沉稳又随意，可小心翼翼与受宠若惊还是从一举一动中渗出，只是我不能确定，他的惊喜是来自我们，还是来自父亲。

那个冬天一直有个男人在我家楼下徘徊，他站在一地暗红色的鞭炮碎屑里，仰起头望着三楼的窗户。有一天他把五块钱塞进我手里，问我认不认识江上客。我飞快地跑回家，透过窗子看到他站在原地，把那张纸币塞回口袋里，身形与江上客有几分相似。

几天后他敲响了对面的大门。江上客不在家，那女人懵懵懂懂地打开门，蓦地发出一阵大叫，像出林的野兽般扑了上去，那男人几乎是落荒而逃，女人不依不舍地追赶着，直到父亲冲出去把她拉回来。

后来他终于消失，江上客当晚便出现在我家门口。他坐在沙发的一角，声音沙哑，向给他倒水的父亲道谢。

父亲坐下来，他们都沉默着。这片凝滞让我恐慌，我就回到卧室画画取乐。透过半掩的门，我看到江上客开始抽泣，把头埋进手里、膝盖里，最后是父亲的肩窝里。他开始断断续续地说话，讲述了他父亲移情别恋、抛家弃子的故事。后来他抬起头，眼中的委屈和悲伤伴着泪水消弭无踪，酷厉与强硬浮上眉心，一字一顿地宣布自己绝不会原谅那样的人。

父亲为他端着水杯，温柔地拍打他的背。

此后江上客常到我家来，有时借书，有时问题，每当此时，父亲常年不变的忧郁神情就像遇到暖阳的云翳般消散开来。我眼睁睁地看着父亲离我们越来越远——四野无人之际，他只能聊胜于无地对牛弹琴，而现在他的子期出现了，他何必再与我和母亲周旋呢？我无数次看到他们开怀大笑，与其说像父子，不如说像密友，像知交。

我只能到母亲身边寻求安慰。周末的时候她带我一起上班，给我买一小根麻花，听我讲班里的趣事。回到家的时候我们总能看到江上客从父亲的书房中出来，他礼貌地问候母亲，然后回家做饭，而父亲看到我们时，总是蹙起眉头紧闭双眼，好像被迫从梦中醒来，看到了残酷而惨烈的现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