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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制片厂去工作。我为了有上片机会主动放弃留京名额，然而最终还是失望了。当时拍片需要厂标，我们单位一年一个，大导演们还不够分，刚毕业的只能等着。有回，厂里必须筹备、摄制关系户的一部电影，文学部的问了一圈，没有导演愿意沾，而我为了可以上片大刀阔斧修改剧本，可临开机时，厂长却让把“总导演”给有关系的其他人，我只能当执行导演。我拒绝了，继续蛰伏。到1991年3月，我听见厂长说，“谢兰生要锻炼五年才能真正承担重任。”我不知道，这是因为我不“听话”，还是因为我新毕业。

可是，“等”会耗尽我的才华。那天，我决定了自己拍片。我当时对我自己说：“你好，我叫谢兰生，我已经毕业两年了，再不拍片我就要死了。”我想，为何画家可以画画，作家可以写书，导演却不能拍电影呢？我偷偷拍，再偷偷卖，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蹲监狱我也认了。作家不能只当助手，画家也不能，别人的片跟我的片完完全全是不同的。

于是开始筹备。

当时很难。为了筹资，我到公园演过猩猩……为了……我……中国境内不能冲印，我把片子送去澳洲，澳洲海关开箱检查，胶片见x光，报废了，一切又要重新开始……】谢兰生把一点一滴在纸上写出来了。

另起一行，兰生又道：

【我再一次非常幸运，入围都灵影展。我没资金去打广告，只能站在酒店门口，或站在会场门口，一边发宣传单，一边说：“请来看看我的片子！请来看看我的片子！”那个时候，参加影展、卖掉版权，在欧美的电影节和电影院中被放映，是唯二的见光机会。何况，我也必须还清欠债。

结果大家都知道了。回来我被禁了8年。

1993年，入围戛纳，1994年，退出影展，我就觉得挺没意思，欧美参展挺没意思，于是，带着自己几部片子在咖啡馆私下放映。有一回，我在举着大黑布遮某咖啡馆的天窗时，跌下来，摔断了腿，我在医院悄悄哭了，想，“我好想被公映啊。”“真的，好想被公映啊。”

1995年，VCD盗版碟流行起来，我觉得是一个希望，被看到的一个希望。于是，我请莘野来拍，又一次参加影展。柏林擒熊以后，盗版商们毫无反应，我就带着剧组的人在全国的租碟社问，让老板向盗版商们反馈这个市场需求，最终，我的盗版出现了，我那时候欣喜若狂，在大街上跑了起来。

1997年……

2003年，我永远都忘记不了。11月1号那天下午，我在新开的图书城漫无目的随便溜达，却见到了杂志的总编辑张学文。在那里，张总编对我透漏，“民营公司不需要跟大制片厂买厂标了！”“流程变了，在前进了！”“电影局要给您解禁了！”

他没说错。2003年11月30号，在电影局与青年导演的座谈会上，我跟其他独立导演被电影局正式解禁。

而后，这一年半，我拍摄了。

至此，走过漫漫的15年，我终于能被公开放映了。

被人看到的时候，我才是活着的。

在我看来，走当初的那一条路自然而然、别无选择，即使